无独有偶，鲍曼的线索也是从齐美尔和舒尔茨引申开来的。
第一，词语和句子之间的互动。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
据此，赵岐注说：今天下之言性，则以故而已矣。《孟子》引用《诗经》随处可见。所恶于智者，为其凿也。第二、三则指出，气就是道，是充于身体之中的，是主宰身心形体的神。（赵岐，第2730页）赵岐将以利言性，比喻以杞柳为桮棬，意思是以有心有为而扭曲人性，可谓符合孟子原义。
若以《尚书》为准，则未必能正确解释《庄子》。孟子说：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故者以利为本。如果这可以说是孔子对子夏说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的宏观背景，那么颜回死后斯文谁付的焦虑，子夏天资聪颖而又以小道为可观就是该言说的微观语境了。
其实，《礼记·孔子闲居》里关于恺悌君子，民之父母的讨论才可说是子夏对孔子君子儒期待的郑重回应。众所周知，孔门教学以君子不器为宗旨，农圃医卜均被视为小人之事难入夫子法眼。显然，孔子作为老师对子夏的家学虽予包容，但作为儒门宗师对子贡批评本身却是赞同的，心情可谓复杂。在这个如何做一个好的统治者的话题上，师徒二人一问一答，引经据典，层层递进，而君子与儒的内涵也得到揭示——君子儒意味着一种事业和使命，意味着对君子之道的承担，禹、汤、文王为其典范，参乎天地，奉三无私以劳天下则为其内容。
（作者：陈 明，系湘潭大学碧泉书院教授） 进入 陈明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君子儒 孔子 子夏另一段则干脆没有反应，只是在子夏言终而出，子贡追问商之论如何时，才反问汝谓何也，让子贡谈看法。
不问于古法，不可顺以辞令，不可求以志善。长期以来君子概念被严重道德化了，这与程朱理学的诠释、叙事有关。但是，由于没有进一步对相应之君子和小人内涵加以说明，因而还不足以颠覆旧说证成新说，揭示出子夏在夫子教诲下发生的变化以及变化后其所做工作的成就与意义。因缘际会，子夏居河西教授，为魏文侯师，（《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开创西河学派，孔门天人之学赖是以传。
而子夏孺子可教，西河学派口传心授至董仲舒而终于大放光辉。《隋书·经籍志》：孔子为《彖》《象》《系辞》《文言》《序卦》《说卦》《杂卦》，而子夏为之传。两相叠加，其意蕴也就变得十分清晰——有一点不满，但更多的是期待，并且，之所以不满正是因为深怀期待。有论者由子夏思想更符合孔子原意而引发我们对道统的思考。
历代注家都认为这是夫子对子夏的批评。孔子在帛书《要篇》说《诗》《书》《礼》《乐》不止百篇，难以致之。
（皮锡瑞：《经学历史》）孔门四科十哲，文学就是文献，就是斯文，子夏名副其实当之无愧。在这种解读里，儒被理解为学者、儒生。
可见《易》的群经之首地位孔子时已有论定。大夫之骄我者，吾不复见的才子性格，子夏在事功上无足称道。年少好学而又极富天赋的子夏的出现无疑让已过耳顺之年的老人家眼睛一亮，可子夏却又是带艺投师。（王红霞貌合神离——谈子夏与荀子的思想，《第二届河北儒学论坛论文集》）兹事体大，但却确实不失为理解子夏工作及意义的极好思路。其实，《礼记·孔子闲居》里关于恺悌君子，民之父母的讨论才可说是子夏对孔子君子儒期待的郑重回应。与子夏的滔滔不绝不同，孔子的反应十分冷淡，然，吾昔闻老聃亦如汝之言。
《论语·八佾》载，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
顺阴阳明教化的技术特点与职能定位则显示这一司徒之官在更久远的根源上与巫史祝卜混搭交集。君子与小人则被理解为蕴含褒贬的道德概念，分别述指明道与矜名、为己与为人、好义与好利等行为或价值取向诸相应内容。
这应该才是夫子语子夏的真谛。讲学论道中的互相发明机缘投契以及后生可畏的喜悦溢于言表，与魏晋玄学家何晏赞王弼若斯人可与论天人之际矣的佳话可谓交相辉映。
检索董氏学，《春秋繁露·玉英》说春秋之道，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这里的元就是《易传》大哉乾元之元，元者善之长之元。但是，从社会存在的角度说，以道得民以成德为务的君子儒（梁启超认为君子有少主人之义，从《易传·大象传》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看颇有根据），与以求雨或治丧相礼为业（这必然意味着儒与巫史祝卜在业态上的交叉并行）的小人儒并行不悖必然是一个长期存在的社会事实。就君子儒理解言，今文经学内部也十分有趣：何休含糊其词曰君子儒将以明道，小人儒则矜其名，刘逢禄进而以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说之，到戴望这里，则邵公句被删而只保留刘氏语，似乎是想回到孟子的大人之事小人之事，是以天人之学心性之学说大说小。子贡认为子夏之学微则微矣，然则非治世之待也，孔子淡淡回道：然，各其所能。
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如果说《易》与《春秋》是孔子晚年的最高寄托，那么子夏则是其寄望最高的衣钵传人，不管从学术授受还是文化影响来说，都是如此。
显然，孔子作为老师对子夏的家学虽予包容，但作为儒门宗师对子贡批评本身却是赞同的，心情可谓复杂。百工居其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
在这个如何做一个好的统治者的话题上，师徒二人一问一答，引经据典，层层递进，而君子与儒的内涵也得到揭示——君子儒意味着一种事业和使命，意味着对君子之道的承担，禹、汤、文王为其典范，参乎天地，奉三无私以劳天下则为其内容。孔子弟子惟子夏于诸经独有书（洪迈：《容斋随笔·续笔》）。
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横渠四句，其君子儒之写照也欤。《要篇》中孔子说吾与巫史同途而殊归者也，同途是对这一关系的承认，殊归则是对儒与其分道扬镳的超越之强调。《孔子家语·执辔》有两段子夏的问学记载，应该是入门之初。
《韩非子·显学》称孔子之后，儒分为八，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而子夏不与，但东汉时即有此一说，诗书礼乐，定自孔子。（参见《论语集释》）这是一种十分有说服力的辩驳。
是的，孔子老而好易，但其所看重的是德义，对巫史之筮与数不达于德持否定态度，而子夏说的那一套近似《归藏》版的八卦象数。境界提升后，他与夫子间对话的主题和风格也随之一变。
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不妨尝试拟构这一言说的语境，看看是在一种怎样的情景中孔子又是因为什么而对子夏有此一说。